作者 | 林梅

6月29日，第三次“习特会”在大阪举行，双方同意重启经贸磋商并不再加征新的关税,贸易战硝烟还未散去，回顾贸易战的发生，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去年7月因为中美贸易战在海上狂飙的美国大豆船？特朗普因为贸易战，也深受国内大豆种植者的抗议。其实，说起贸易战中“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除了我们现代生活离不开的芯片、操作系统，在与我们日常生活关系更为紧密的“食品”领域，国家之间的科技竞争也异常激烈。为何贸易战以“大豆”开场？离开了美国大豆，我们的生活会受到什么影响？

6月30日下午，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到由墨子沙龙、知识分子、赛先生联合举办的科学精神中国行活动现场，带来了他们各自对于转基因技术的理解。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罗云波教授在演讲中指出：“在中美贸易战中，除了手机的芯片以外，我们有很多被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比如说大豆，我们本想用大豆来作为“武器”掣肘美国，但这样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我们需求太大了。而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品质好产量高，我们离不开。如果不进口美国大豆，全世界大豆无法满足我国消费需要，我们自己又没有同样品质和成本的大豆供应。另外，如果大豆供应出现问题，大豆蛋白做的饲料也会短缺，猪肉供应也会出问题，所以，国家在十一五设立了重大专项，来推进我们国家转基因的发展。“

在稍后的圆桌论坛环节，食品与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显然引起了嘉宾和听众的共同兴趣。在场主持人、嘉宾和听众一起，从不同视角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罗云波教授从正反两方面讲述了在关键技术的竞争上，我国的经验和教训。以大豆为例，我们国家是大豆的是发源地，但美国有了核心技术，利用基因技术，美国改善大豆育成新品种，以低价格、高品质进中国，对我们自己的国产大豆冲击很大。国家提出了大豆振兴计划、给予农业补贴，尽力维持大豆种植的人群和土地。可以想象，国外如果切断我们大豆供应，如此高的依存度会令我们非常被动。试想一下，如果当初我国发展了自己转基因大豆，显然情形就会不一样。

作为类比，罗教授举了棉花的例子：过去我国96%的转基因棉花种子依赖于美国进口。我国通过研发自己转基因的棉花，有了自己的抗虫棉以后，美国的抗虫棉全部退出了中国，因为我们各方面的成本也比他低，竞争力更强。这两个很鲜明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掌握了核心技术，我们就稳操胜券，如果没有关键技术，就很被动。而现在我国的玉米种植也处在这样一个关口，国外转基因的玉米、品质、产量都比我们好，一旦大豆的故事再次上演，我国的粮食安全就会非常被动。

来自复旦大学的卢宝荣教授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的研究，针对食品与国家安全的问题，卢教授十分赞同罗教授的观点。他说：“大豆，水稻等农作物的种植和驯化曾是我国的骄傲，但由于关键技术上的缺乏，现在我们无法生产出品质好、产量大、成本低的大豆。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我们对体质和健康的要求日益提高，我们更需要优质的大豆、猪肉、油脂来保障我们的健康。贸易战肯定没有赢家。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好的技术，我们永远都要依靠别人，我们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了，能够用同样的方法生产出同样的大豆，才能真正完全独立于其他的国家。”

活动中，专家解读了各国对于转基因农作物的审核和管理制度，虽然具体的监管机制不尽相同，但各国对于发展转基因技术的战略是相同的。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和用种大国，同时是发展中国家，更需要转基因技术保障国民的粮食安全，对于转基因技术，我国有着科学的规划和战略部署。

转基因，不少人都会谈之色变。公众对它的安全性一直持有很高的怀疑和警惕。转基因问题不仅仅是科学问题，由于其涉及社会、经济、法律、伦理等诸多方面，在社会上引发的争议由来已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金兼斌教授从传播学的角度，围绕转基因技术在我国的发展，梳理了我国转基因相关的争议事件以及新闻报道。金兼斌教授深入研究过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想象，也讨论了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受哪些方面的影响。在转基因问题上，科学家和公众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反差，他认为，科学家在与公众沟通的过程中，单向的教育和信息输出作用有限，尊重对方、培养相互的信任往往更加行之有效，此外，面向不同的受众，也应尽快找到精准面向不同群体的科学传播方式。

虽然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并不一致，但是不可否认，转基因技术早已走出实验室，进入到千家万户。如何拉近科学家与公众的距离，让科学、理性的声音得到有效的传播，应该成为科学家、政府、媒体、传播学者们共同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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