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 道

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专业领域，他们，却因为相同的符号——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祖国的爱，走上了相同的路。

一

因父母都是医生，黄旭华本想学医，但后来事情逐步发生了变化。在那个硝烟四起的年代，即使是身在殷实的杏林之家，黄旭华也曾几度无学可上。黄旭华小学毕业时抗战爆发，学校基本都已停办。1938年春节后的第四天，黄旭华在长兄的带领下，开始了人生第一次求学之旅。经过四天跋涉，终于抵达聿怀中学。两年后，再度开始了惊险之旅，历时两月才到桂林中学继续念书，日本人炸桂林，满城狼藉、一片废墟。

国土那么大，却连一个安安静静读书的地方都没有，为什么？黄旭华请教老师——出任过宋庆龄秘书的姑苏才女柳无垢，她给的答复很简单：就是中国太弱了，弱国就容易受人家宰割。黄旭华将原名“绍强”留给二哥使用，给自己起名“旭华”。他认识到，要想不再受欺负，中国必须强起来。他不学医了，要学航空学造船，将来制造飞机保卫我们的蓝天，制造军舰抵御外国侵略。一年后，黄旭华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

黄旭华大学毕业后，党政工团都走了一遍，最后还是要求回归科研，矢志不移。当时国力还很弱，强国要靠科技。1958年，聂荣臻元帅向中央报告，建议研制导弹核潜艇。把黄旭华调过去。核动力潜艇是世界科技尖端的尖端。能够从事这份事业，为国家服务，黄旭华非常激动。虽然当时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并不具备研制核潜艇的条件，从事科研的几十年，吃过的苦无数，但黄旭华乐在其中。

“如果要问，这一生有何感想，我们会自豪地说，这一生没有虚度；再问，你们对此生有何评说，那我们会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事业，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黄旭华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核潜艇。

二

同样因为祖国需要而选择专业方向的还有叶培建。叶培建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叶培建的父亲随着最早入朝的部队进入朝鲜，当时入朝的部队遭受美国空军的猛烈打击。叶培建从小听父亲讲述那段历史，久而久之有了浓厚的航空情结。

高中毕业时，叶培建各门功课都很优秀，在填写大学志愿时，父亲十分严肃地对叶培建说：“国家正处于建设时期，很需要理工科人才。”叶培建想学飞机专业，填报了北航、南航等大学，却意外地被浙江大学录取了。让叶培建更没想到的是，毕业时被分配搞航天专业。

1978年，国门刚刚打开，撩拨起叶培健继续读书的渴望。他考上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502所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又通过考试，赴瑞士纳沙太尔大学微技术研究所读博士研究生。他的努力刻苦是出了名的。瑞士一家报纸曾写过他的专访，报道中说：他从不去酒吧，偶尔打打乒乓球。记者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下工夫？”他说：“中国那么多人，而派我出来学习，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我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我应该努力，为国家做些事情。”

自认为是半个军人的叶培建从没想过“定居国外”，报效国家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因此刚完成学业就赶紧回国了，期望为中国的战略卫星做一些研究。

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终于在2000年发射了第一颗战略卫星。

三

和黄旭华同年出生的于敏也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在沦陷区天津、北平的他，痛感民族屈辱之悲愤，立志要学好科学，报效祖国。兵火轰隆的日子里，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的于敏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凛然正气。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襟怀，成为他日后把一生奉献给祖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坚实思想基础。他曾说过：“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

青少年时期的于敏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业上。1946年，于敏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大学时期，他成绩超群，品学兼优，尤爱量子场论，并以此作为他攻读研究生的专业方向。1949年，于敏考取研究生，先后师从张宗燧、胡宁和彭桓武先生，并同时兼任助教。

1961年1月12日，时年34岁的于敏面对祖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忘不了少年时代的那个关于“盖世英雄”的信念。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虽然于敏爱诗，但甚少写诗。在73岁那年，他却以一首《抒怀》为题的七言律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

忆昔峥嵘岁月稠，

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

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

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

百家争鸣竞风流。

四

1946年8月，于敏在北大物理系如饥似渴的学习时，程开甲在李约瑟博士的推荐下，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成为著名物理学大师玻恩的学生。

抗日战争爆发时，程开甲已高中毕业，同时被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录取，他最终选择了浙江大学。程开甲在秀州中学接受了六年“中西合璧”的基础教育和创新思维训练。受科学家传记影响，他萌发了长大后要当科学家的想法。在浙江大学，程开甲受教于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学界一流的老师，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程开甲毕业留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并开始钻研相对论和基本粒子。留学读博期间，程开甲主要从事超导电性理论的研究，与导师共同提出了超导电的双带模型。1948年秋，程开甲获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然而，到英国留学后，国家贫困落后受欺负，身为一个中国人，程开甲在国外也备受歧视，只能暗自承受。

新中国成立，让他看到了希望。1950年8月，程开甲婉拒导师玻恩的挽留，回到祖国。

五

人生总是充满各种偶然，偶然之中又似乎藏着某种必然。

1948年初，战火纷飞，时局动荡。孙家栋坚决要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去。谁知回家途中偶遇失散多年、已经是地下共产党员三哥孙家楠。三哥劝他继续读书：“整个中国都快要解放了，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人才，你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和人生最高使命便是继续读书。”孙家栋听从了三哥的指点。

1948年9月，孙家栋如愿考上了哈工大。入校后被编在预科班学习俄语。孙家栋如饥似渴，拼命学习，很快成了班上的高材生。

1950年的元宵节，解放了的哈尔滨沉浸在一片节日的喜气之中。为了吃完预科班在食堂聚餐送的一碗红烧肉，孙家栋留了下来。

正当同学们敲盆碰碗开着玩笑，准备开吃红烧肉时，校领导突然来到小餐厅，宣布了一条出人意料的消息：留下会餐的同学中有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即刻报名，还必须赶上8时30分自哈市开往北京的火车。从天而降的意外喜讯使同学们个个目瞪口呆。孙家栋的第一个反应是：报名参军！能入伍已经无上光荣，何况还是与蓝天白云为伍的空军。

来不及过多地思考，8时30分，孙家栋和他的部分同学已坐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原来，毛泽东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急需一批懂俄语的可造人才。

1951年，为培养一批高级飞行指挥员、高级技术员和维修、管理、地勤人员，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国优秀人才中抽调60余人参加考试，最后从这60余人中又精挑细选出30名优中之优者，孙家栋名列其间。他们带着祖国的重托，奔赴举世闻名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

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十分重视学业，孙家栋在这里6年，每年成绩都是“优”。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音乐堂的亲切接见他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勃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主席的寄语让时年28岁的孙家栋终身难忘。

六

说起与数学结缘，吴文俊笑称这真是“误打误撞”，自己当初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的数学系完全是因为高中学校承诺提供奖学金。当然，真正让吴文俊对数学产生兴趣的人，是他大学一年级的数学老师。“那个老师用自己编的讲义把数学讲得很精彩，那时我才真正开始想要研究数学。”吴文俊说。

大学三年级时武崇林讲授代数与实变函数论，使吴文俊对现代数学尤其是实变函数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下刻苦自学，反复阅读几种主要著作。当时求知欲旺盛，吸收力强，从而在数学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学时，曾留学德国哥丁根的朱公谨（朱言钩）发表了不少译著和论文，吴文俊几乎每篇必读，这对他的早期数学思想产生一定影响。

与陈省身的结识是吴文俊一生的转折点。1946年4月，陈省身从美返国，在上海筹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不久即通知吴文俊到数学所工作。由此，吴文俊开始接触到当时方兴未艾的拓扑学，这使他大开眼界。在陈省身的带动下，吴文俊很快吸收了新理论，并进行独立研究。当时惠特尼（H. Whitney）提出的示性类，有一个著名的对偶定理，惠特尼对这个定理给的证明极为复杂、难以弄清，吴文俊独创新意，给出一个简单的证明，这是示性类头一个重要成果，现在已是经典。陈省身对此十分欣赏，把它推荐到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上发表。

l947年11月，吴文俊考取中法交换生赴法留学，1949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51年8月，吴文俊谢绝了法国师友的挽留，怀着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在自己的研究蒸蒸日上时选择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当被问及国外科研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要回国时，吴文俊皱起眉头，严肃地说：“我常说，你不应该问一个人为什么回国，而应该问他为什么不回国。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学有所成之后，回来是自然而然的事。”

回国之后，吴文俊逐渐淡化对西方数学的研究，而转攻中国古代数学。受计算机与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他毅然开始攀越学术生涯的第二座高峰数学机械化，并由此开创了近代数学史上的第一个由中国人原创的研究领域，将中国的数学研究推上了国际数学的前沿。

深 情

科研人员也是人，也有亲人也有爱。闪烁的勋章背后，有他们亲人们的默默付出和理解支持，他们是科学家的坚强后盾。也有科学家对家国故土和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深深的爱。共和国的勋章上，铸满深情一片！

一

那是2014年春天，有着中国 “天眼” 之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刚刚建好第一座馈源支撑塔。

当时担任 FAST 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的南仁东，和几个年轻人聊天时，突然兴致勃勃地说：“你们几个明天陪我爬支撑塔去，我要走在最前面。”

第二天中午，爬塔开始了。69岁的南仁东迫不及待地爬在最前面，FAST 馈源支撑系统副总工李辉和其他几人跟在后面。大家一边聊一边爬。

爬梯很窄，支撑塔刚刚完工，护栏也不太好。再加上支撑塔是钢结构，爬梯会因为共振出现一阵阵颤动。低头往下看，腿都发抖。但南仁东才不理会这些。

爬到100多米高的塔顶，放眼望去，大窝凼周边层层叠叠的洼地尽收眼底。塔顶躺着一个还未安装的导向滑轮，直径2米多，大约4吨重，要使劲推才能推得动。南仁东兴奋地推着大滑轮在塔顶走了一圈，又和几位年轻人合了影，才舍得下来。

其他5个支撑塔一直陆陆续续建到2014年11月，期间南仁东也会回京。有一次，南仁东回到“天眼”时无意听到，有人先爬上了新建好的一座支撑塔。虽然他啥也没说，但能看得出，老爷子有点闷闷不乐。

大家这才明白，为何年近古稀的南仁东在爬塔时坚持走在最前面——他已立志第一个爬上所有支撑塔的塔顶，而且是认真的。

于是，后来几座支撑塔建好时，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把第一个爬上塔顶的“宝座”留给南仁东，尤其是那个170多米的最高塔。偶尔一两次出于工作需要，不得不爬，大家就瞒着老爷子，免得他伤心。

南仁东的这点小心愿，大家都理解：“天眼”就像他用毕生心血拉扯大的孩子，他想用自己的方式抱抱它。

二

黄旭华有一个温馨而浪漫的家。他的夫人李世英温良敦厚，被他的传记作者称为品德高尚、品质优秀、品味雅致的“三品夫人”。自上世纪70年代他们从北方荒岛迁至武汉后，黄旭华的家就开始有了周末家庭晚会，他以这种特别的方式表达对夫人、对女儿们深深的爱。

黄旭华也常常做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痴呆之事。一次出差，难得有闲暇逛街，看见一种花布料子不错，想买回去给夫人做一件衣服，兴冲冲带回家满以为一定会博得夫人欢喜，哪知夫人拿来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因为这种花布衣服自己已经穿了几年，黄旭华愣是没印象。

还有一次，黄旭华下班回来一个劲在夫人面前叨叨说，今天的脚怎么感觉不舒服，夫人上前一瞅，竟然发现他的两只皮鞋穿反了。

虽然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黄旭华和妻子李世英一直过着简单质朴的生活。他们没有助理或保姆，83岁的李世英每天给两人做简单的三餐饭。去年开始，黄旭华“承包”了家里洗碗的工作，妻子评价他洗得还挺干净。

三

“这姑娘不错。我要抓紧把信寄出去！” 1959年4月6日一大早，孙家栋就起床向邮局跑。

前一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决定组织院里的年轻人到颐和园游玩。当车驶过木樨地时，孙家栋突然想起大家交给他的带相机的任务竟忘记了。于是，他下车到一个空军部队曾与他一起留学苏联的战友刘恩光处借相机。

孙家栋敲开战友的门，说明要借一下相机。刘恩光的妻子把相机递给孙家栋时，顺带一张照片。孙家栋看着照片上年轻姑娘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脸居然有些红了。刘妻说：“她是我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同学，叫魏素萍。有感觉的话就给她写信吧。”临出门时，善解人意的刘妻递给他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

魏素萍对当过兵、留过学、搞科研的孙家栋也很有“感觉”。25天后，她利用公休踏上了驶往哈尔滨的火车。两人见面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108天后便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们结婚30年后，魏素萍才知道丈夫从事的是航天工作。对此，她没有一句怨言。1994年11月24日，刚从医院出来的魏素萍突发脑血栓。亲友准备电话告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孙家栋时，魏素萍制止了。她不想影响丈夫的工作。也许是有心灵感应，当孙家栋回到北京主持与美国航空代表团的谈判时，因用脑过度晕倒在地。当他清醒过来，得知与爱妻同一医院时，便强烈要求与妻子同一间病房。“我当丈夫太失职了，我要在病房里补偿！”医生听到这句感人的话，再也没法拒绝。在病房里，孙家栋为妻子打水、削水果……两人仿佛回到初恋时刻。

四

让堂兄叶培君和姑父沈晶莲难以忘怀的是叶培建浓浓的故乡情结。堂兄叶培君告诉记者，尽管肩负国家科技重任，叶培建从没不忘记家乡的亲人，逢年过节不能回来，他总要打个电话问候，并要他们家中有什么困难就打电话给他，家中所有亲戚都保存着叶培建的联系方式。

“叶培建离家前45年，共回泰兴老家三次”，叶培君回忆道。而给叶培君和沈晶莲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叶培建的第三次“省亲”，那一次，叶培建专门从北京赶到南京为其母亲过80岁生日，此后就回到了泰兴老家。由于时值五一长假，有较充裕的时间，叶培建在泰兴前后呆了3天。

在泰兴期间，叶培建除接受当地科技部门的学术邀请外，其余时间全用在了走访亲戚、祭奠逝去亲人、寻找童年“烙印”上了。他还专门来到当年他外婆家所在地根思乡李秀河村，由于外婆外公去世多年，坟墓一时难以找到，在当地村干部的带领下，他最后来到当地的一条小河边，向水中撒了一些鲜花，向外婆外公寄去了哀思,并走访了当年就读的李秀河小学旧址。

五

谈到子女的教育，吴文俊似乎是“无为”的。“我只管大方向，其他的不怎么约束儿女，更不会压着他们去补习班。他们很自觉，成绩都还不错，有空的时候还搞点自己的兴趣爱好，挺好!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同培养子女一样，作为长辈，吴文俊对我国的青年一代也颇多赞许：“现代的年轻人厉害得很，也考虑周全。但是，希望他们能够既敢于超越现有的权威，勇于创新，不人云亦云，又能够实事求是，踏踏实实。”

谈到中国数学界的发展，吴文俊兴致勃勃地说：“在数学界，以前问题都是别人提出来，我们跟在后面研究，这不算厉害。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自己提出问题，进而解决。”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吴文俊在93岁高龄时，依然心系祖国的发展。他拿出祖冲之文化园的规划设计书说：“祖冲之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数学家，河北涞水正在筹建这个文化园，建成之后不仅是旅游景点，还可以召开国际会议。我也参与出一份力，希望能让国外更加了解中国。”

六

李廷钊在媒体记者眼里早就成了宠妻狂魔。有时候采访的问题太多，应付太麻烦，李廷钊就想各种办法推脱过去。屠呦呦也曾经面对过许多质疑，李廷钊会十分心疼地说：“老太太太累了。”

邻居们常说屠呦呦像李廷钊的 “跟屁虫”。小区保安经常会见到老两口出来散步。

一次，别人问李廷钊要去哪里，他乐呼呼地回答：“带老伴去旅游。”那人又问：“去哪旅游啊？”，李廷钊一本正经地说出他们小区的名字，一旁的屠呦呦早已笑得合不拢嘴。

“就是互相照顾嘛！” 谈到与屠呦呦的相处体会，李廷钊的描述却如此简单。

多年的坚持与探索，两个人携手攻克漫长的探索之路。而李廷钊的全力支持和理解，让屠呦呦可以毫无顾虑地投入到追梦的路程。

这也许就是最好的婚姻模样：你的梦想，我帮你一起实现。

七

郭素萍和李保国是大学同学，从1981年结婚起，他们一起生活了35年。“他这辈子最爱的就是治山，最高兴的就是看着山里的百姓在他的帮助下富起来。为了治山他不求名不求利，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顾不得自己的身体，也顾不上家，一生和时间赛跑，只想做得更多。”郭素萍说。

她陪李保国走遍了河北的山山水水。因为常年奔波，生活没有规律，再加上高强度的工作，李保国先后患上了重度糖尿病和重度疲劳性冠心病。平日里，李保国开车往返奔波，郭素萍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替他接电话，打电话，到基地，把药准备好，看着他吃下去。

“我阻拦不了他继续拼命，只能跟在他的身边照顾他。出门我一般都带够一周的药量，有时候事儿连成串儿，超过一周了，就得回保定取，然后坐火车再赶回去。”回忆往事，郭素萍悲痛万分。

“在家多休息吧，别这么拼命了。”周边的人也纷纷劝李保国。郭素萍也总是催他上医院，可他却说：“人活着时要有事干，没事干，不就精神空虚吗？你不知道我在底下跑着有多享受。”

李保国与山区结缘时，孩子才4岁。这位大学教师舍弃了8小时安稳的坐班，舍弃了图书馆里静谧的书香，与同样从事林业课题研究的妻子一头扎进了太行山，早上5点起床上山，晚上七八点才返回。山里条件差，上山带几个馒头一瓶水就很满足了，夜里甚至只能点柴油灯。为了让秃山变绿，他把自己和家庭全都拴在了大山里，那时候从邢台山区回家看望孩子和老人，要花费至少3小时汽车车程与7小时的火车车程。

为了便于工作，李保国将刚满4岁的儿子和丈母娘接到了山沟沟里生活。一家四口就住在一间房子里，孩子由老人照顾。“我儿子就是在邢台县浆水沟里长大的，村民们都管我儿子叫‘小流域’。”直到儿子上小学，李保国才把儿子送回了保定读书，后来他在内丘县岗底村扎根9年期间，他又把儿子接到内丘县读中学。

八

作为蜚声中外的大科学家，袁隆平自然而然成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心中的偶像，每年都要收到许多来信。有一次，他收到上海的一位双目失明的小朋友的来信，信中除了表达对他的崇敬以外，还道出了这位小朋友对前途的迷茫和困惑。读着小朋友真挚的来信，袁隆平深受感动，立即铺开纸，拿起笔，动情地题写道：

“……生活是美好的，我们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而且会越来越美好。你虽然看不见，但你的心能感受到，周围的爷爷、伯伯、叔叔们都在关心你，帮助你。你是一个有志气有理想的孩子，好好用功读书，将来长大了，一定会有比别人更加光明的前途。不知你听过大音乐家贝多芬的故事没有，这位大作曲家虽然双目失明，却从小发愤图强，在钢琴的键盘里创作了美妙的乐章，让音乐伴随着人类走向史诗般如痴如醉的境界，努力吧，孩子，你虽为盲童，但前途光明……”

1982年正月初二，袁隆平的妻子邓哲突患病毒性脑炎，她被紧急送进怀化地区人民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紧接着，袁隆平的岳母又得了脑血栓，被送进黔阳县人民医院抢救；他80岁的母亲也患上了重感冒卧床不起。

袁隆平白天照顾两位老人，晚上通宵达旦地守护在一直昏迷不醒的妻子身边，为妻子擦洗身子、换衣服，一勺一勺地喂鸡汤，伏在妻子耳边轻轻地用英文哼唱《老黑奴》……在袁隆平的精心照料下，一个月后，邓哲竟奇迹般痊愈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袁隆平经常到国外出席会议，有时也会带上邓哲。一次去英国伦敦，因为伦敦很大，地铁站也多，他怕不会英语的妻子走丢了，就写了个牌子，上面写了旅馆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又教会她两句英文：一句是 “excuse me，sir” （打扰了，先生），一句是 “can you help me”（能否帮我一个忙）。

荣 誉

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2019年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们是：

于敏，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称号。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此次获“共和国勋章”。

孙家栋，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此次获“共和国勋章”。

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改革先锋”称号等。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此次获“共和国勋章”。

黄旭华，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等。开拓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屠呦呦，中共党员，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先进工作者” 、“改革先锋”称号等。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此次获“共和国勋章”。

叶培建，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绕月探测工程、“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嫦娥三号”首席科学家，“嫦娥二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试验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在各号嫦娥方案的选择和确定、关键技术攻关、大型试验策划与验证、嫦娥四号首次实现月背软着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此次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李保国，中共党员，中国知名经济林专家，山区治理专家。始终奋战在科技兴农、脱贫攻坚和教书育人第一线，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脱贫攻坚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此次获“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吴文俊，中共党员，著名的数学家。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对国际数学与人工智能研究影响深远；用算法的观点对中国古算作了分析，同时提出用计算机自动证明几何定理的有效方法，在国际上被称为“吴方法”。此次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南仁东，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原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荣获“改革先锋”称号。坚持自主创新，1994年提出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概念，主导利用贵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从论证立项到选址建设历时22年，主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FAST重大科学工程的顺利落成发挥关键作用。此次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顾方舟，中共党员，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他是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使中国进入无脊髓灰质炎时代。此次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程开甲，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荣获“八一勋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等和“改革先锋”称号。先后参与和主持首次原子弹、氢弹试验，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多次核试验。此次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习近平表示，英雄模范们用行动再次证明，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