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来自“墨子沙龙 X 2023年科技节”（2023年5月21日），演讲者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范安川。

文字由林梅整理，经范安川审核。

动物园是很多小朋友喜爱的地方，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古代的“动物园”，确切的说，是青铜时代的“动物园”。

青铜时代的动物有很多，但是既没有文字的记载，也没有实物的留存，我们如何得知古人对于动物形象的认知呢？就要依靠考古遗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青铜器。

上海动物园的大门很有特色，它的大门用来夹道欢迎的动物形象就是今天我要说的主角——大象。上海动物园利用大象最突出的长鼻子，加以夸张，构成了动物园的大门。

图一 上海动物园的大门

大象是陆地上现存最大的动物，从生物学上的亲缘关系来看，大象分为好几个不同的种类，有非洲象、亚洲象等。而每个种类又可以再细分。比如非洲象，又可以再细分为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等。粗看起来，所有种类的大象都有长鼻子、象牙，身体巨大，有四足。但是如果细分起来，非洲象和亚洲象是不同的，在象牙、耳朵、背脊、额骨、鼻突、脚趾等很多的细节都是有差异的。

图二 亚洲象和非洲象

上面这张图里，左边是非洲象，右边是亚洲象，二者的区别，一是在于额头部分，非洲象的额头是浑圆的，而亚洲象的头部中间有一个凹陷。另外，亚洲象跟非洲象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象牙。非洲象的公象和母象都有象牙，而亚洲象一般来说只有公象才会长出象牙。这些细小的不同可以从青铜器上一瞥端倪。

从名字可以看出，亚洲象分布在亚洲。现代亚洲象的分布在这张图里面红色的区域，包括我国云南最南部，也就是西双版纳，还有中南半岛，也就是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老挝等地，印度次大陆的最南部和印度次大陆的东北方向，以及印度尼西亚岛均有分布。而图中灰色的区域，则是古代亚洲象可能的分布区域，可以看出，当时亚洲象分布其实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国家的广东广西、甚至长江流域，都有象群的分布。

图三 古代和现代亚洲象的分布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中国青铜时代商周时期的大象。

第一尊象现在藏于法国的吉美博物馆，大概19世纪早期就已流失国外。1903年，它出现在法国巴黎的拍卖品目录上，有趣的是，当时的目录照片上显示，它的背上还长了一个青铜壶，可能是为了讨个吉利，称它为“太平吉象”。它在1903年被伯爵买下，后来被捐给了卢浮宫。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这两件并不是一体，拆分后可以看到，大象的背脊部分有一个非常大的开口，我们不禁要问，这开口是做什么的？

图四 商代象尊（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

下一件青铜大象是湖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的象尊，它也是在70年代出土的，背部同样是有一个大的开口。从象鼻、象牙、四足以及尾巴的比例，可以看出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拟真的大象的青铜器的造型了。从青铜器的纹饰上来看，这个象尊是典型的商代青铜器中的三层花，遍布了龙纹、凤纹、虎纹这些青铜器的纹饰，它从造型和工艺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水平。

图五 象尊象尊，湖南博物院

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有一个跟我们湖南博物院馆藏非常接近的象尊。从造型和纹饰上看，二者非常接近，可能是兄弟关系。

图六 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商代象尊

象尊这类青铜器有一个特点，它上面有一个盖子。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这个象尊上面有一只小象，这个小象是作为盖子的把手。我们青铜时代的青铜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叫食器，也就是放食物的容器、餐具或者是烹饪食物用的炊具，比如大家知道的青铜鼎、青铜簋这样大型的容器都是食器，而另外一类更为庞杂，比如说我们说“加官进爵”的“爵”，以及今天讲到的象尊的尊，都是用来盛酒的酒器。所以，吉美博物馆的也好，湖南省博物馆的也好，这些象尊上面也是有盖子的，只不过遗失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特别的尊。这个尊看起来不太像大象，它圆滚滚的肚子以及它的头部处理很像一头猪。中国青铜时代以猪为形象的尊叫豕尊，在湖南出土，非常生动的刻画了野猪的造型，但我们看到这个尊从鼻子的特点来看，应该不是模仿猪，而可能是没有见过真正大象的工匠为了做出象鼻的特点，所以以猪为原型，又加了象的长鼻子。

图七 鸟纹象尊，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古代人有多喜欢大象。在青铜器里，除了上述的5个青铜象尊外，还有很多青铜器的纹饰，包括一些浮雕和圆雕上都有象的形象（或一部分）。比如这两尊亚丑方尊，一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它俩的整体造型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我们放大来看，中间部分正方形的4个角是4个长鼻子的动物的形象。从鼻子和象牙来看，很明显还是模仿了大象的造型。

图八 亚丑方尊

我们再看上海博物馆馆藏的癸殳（guǐ）古方尊，这个尊也是在4个角上有大象，但是它的眼睛、耳朵（或者是角），实际上有一点点像鹿，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四不像的造型。

图九 癸殳（guǐ）古方尊，上海博物馆

北京的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一尊叫神面卣，它历经千辛万苦回归国内，造型非常生动。在提梁的两侧，左右各一个大象的造型做得非常生动。除此以外，如果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它的正面除了上下两个神面以外，还有一个跟象在同一水平线上的造型，是一个动物的头，它有两个圆圆的耳朵，和长长的鼻子，但鼻子没有大象长，这种动物是貘。

图十 神面卣，保利艺术博物馆

我们再看一下四川博物院的青铜罍，它做了很夸张的艺术处理，象的鼻子基本上构成了青铜罍的两个耳，之所以能看出来它是个象，是因为它象鼻的鼻突还是很清楚的。在图的左下方，我们能看出它是有象牙的一个长鼻子的象。

图十一 象首耳兽面纹青铜罍，四川博物院

这个是现在藏于日本的白鹤美术馆的青铜觥，这件器物也是古代常见的酒具之一。我们说觥筹交错，这里面的觥指的就是它——有把手的一个盛酒器，盛酒器上面有一个气盖，做成了大象的头的造型，它卷曲的鼻子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艺术处理，就是把它的鼻子缩小，然后卷曲。

图十二 现藏于日本白鹤美术馆的象首兽面纹觥

古往今来，我们的祖先对于大象都是非常喜欢的，我们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其中，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而金文就刻在我们的青铜器（吉金）上。这些文字无一例外的都突出了大象长鼻子的特点。

图十三 关于象的文字

刚才说的都是古人模仿大象的造型所做出来的一些古代的青铜器上的造型。接下来看一看我们在考古中发现的大象的遗存。这方面，保存下来的很少。尤其是在中原地区，大象的遗存更是非常少。这里列出了三个，其中，有的是人象合葬，有的是一只小象，上面还系了一个铜铃铛，这也许是早期的驯象的证据。

图十四 大象遗骨

在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河北、陕西、山西这些地区，出土的大部分象的遗存是象牙制品。多数是作为贵族尤其是王室的权力和地位象征，比如妇好墓出土的象牙杯。古代西南地区出土的象牙跟中原地区不太一样，大部分是整根的象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三星堆遗址，在1986至1987年的发掘之中，就有二号坑出土的67根象牙。另外，在近两年的发掘过程中，也有大量的象牙出土。

图十五 三星堆象牙

中国整根象牙出土数量最多的地方在四川的金沙遗址，超过了1000根。一般来说，亚洲象只有公象才有象牙，那也就意味着，仅仅金沙遗址这一个点，就有500头以上的亚洲象公象“提供”了象牙，数量是非常惊人的。

图十六 金沙象牙

那么，古代如此之多的象牙是来做什么用的？我们知道，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是三星堆的标志性青铜器之一，比较令人遐想的就是它的两个手夸张所形成圆环。这两个圆环并不在一条直线上，两个圆环的大小也不一样，一大一小，所以不免让人猜测，这可能就是他握持象牙的形象。青铜大立人的底座上面有4个已经明显变形的有象牙和象鼻的大象形象。

图十七 青铜大立人，三星堆博物馆

古往今来，我们对于大象这种动物的喜爱一直没有变化。2020年，云南野象群集体北迁，牵动了很多人的关心，也引发了一波关于象的栖息环境的关注，这件事提醒我们要保护大象的生存环境。从古代到现代，大象的栖息地一直是跟人类处于竞争关系，而在这竞争中，人类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尤其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大象的栖息地一再缩小，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活动，对于大象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我们再讲另外一种动物。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是大象，其次是犀牛。犀牛造型的青铜器发现得比大象更少。

图十八 国家博物馆的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图中是西汉时期的错金银云纹的铜犀尊，我们可以看到，它脖颈处的褶皱、两个小小的耳朵、最前端一个大的角、大角后面的小角，都是犀牛的特点。

另外一个犀尊可能更为重要。小臣艅犀尊应该是商代晚期或者西周早期的，它是清末的时候出土的“梁山七器”之一，现在藏于美国的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它备受考古学家关注，因为其底部的铭文讲的是小臣艅跟随商王征讨人方，得到王赏赐贝的一段历史。它的造型跟刚才的那只犀牛是非常接近的，它也有脖颈处的褶皱、有两只小耳朵、有一大一小两只角。

图十九 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小臣艅犀尊

很遗憾，现在中国境内已经没有野生的犀牛分布了，大家只能在动物园看到犀牛，大多数还是非洲的犀牛。

图二十 印度犀，亦称大独角犀

图二十一 爪哇犀，亦称小独角犀

图二十二 苏门答腊犀

亚洲犀牛中比较大的叫印度犀，亦称大独角犀，是一种单角犀牛，而爪哇犀，亦称小独角犀。顾名思义，这两种犀牛一种主要分布在印度，另一种分布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它们都只有一只角。在亚洲分布的现存的犀牛里面只有一种犀，有一大一小两只角，这就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犀牛——苏门答腊犀。

我们的一些传说中说还有三只角的犀牛，叫三角犀，它的第三只角叫通天角，传说中，通天角是用来通灵的，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里的“犀”的由来。这些犀牛并没有离我们而去，而是留在了我们的青铜器上，留在了我们的古诗词里，但是，如果我们再不保护环境，这些现存的犀牛可能也就再也见不着了。

（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范安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同位素考古、释光定年、地球物理勘探等考古新兴技术的开发和应用。2006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0年在香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12年起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任教，2018年入选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担任中国考古学会新兴技术专业委员会秘书、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文物分析检测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合肥分会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科普协会指导老师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