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撰文 | 孙丽君
李明翰正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尺度实验室读博士,在墨子沙龙的订阅号看到这篇报名文章的时候,他正作为志愿者为墨子沙龙5月20号的科技周开放日做准备活动。
墨子沙龙自2016年年初开始举办,李明翰是第一批参与的志愿者,并且一直坚持至今。小编问他如何想到参加柏林墙活动,他说,由于经常参加科普活动,所以会比较想要去分享一些科学上的想法,可以把我们的工作对外做个展示,同时对自己也是一种挑战。
一个人一生只能参加一次柏林墙的Lab活动,李明翰很幸运的获得了合肥赛区宝贵的唯一名额,并于11月6日登上了前往柏林的飞机。柏林墙活动结束后,在李明翰回到国内的第二天,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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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简单介绍下你自己吗?
李明翰:我本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毕业的,之后来到科大上海研究院在潘老师的团队读博士,来组里已经第三年了,最近在做量子随机数方面的工作。很有幸,这次能够参加柏林举办的falling walls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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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想参加柏林墙活动?
李明翰:其实原本没有听说过这个活动,当时正好墨子在公众号上推了一篇文章才有一些了解,把几十个国家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充分地交流最有创意的想法,这件事本身就很有吸引力。而且我是那种对一切没有体验过的事情都很感兴趣的人,再加上我的导师也比较支持,就报名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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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直做墨子沙龙的志愿者,是对科普活动特别感兴趣吗?
李明翰:最开始我对科普的理解是很模糊的,只是觉得墨子沙龙请的嘉宾都是极具分量的科研大牛,而且是个公益活动,任何人报名都可以免费参加,我也想为此出一份力才开始做志愿者的。但是随着我对科普的理解慢慢加深,把科学知识浅显生动地分享给更多的人,尤其让小朋友们对科学产生兴趣,这个过程很有意义,也很有成就感,让我坚持一直参与墨子的志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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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平衡科研和科普、其他爱好之间的关系?
李明翰:作为一个博士生,科研是我的主要工作,同时也是对科普的一种储备,必须在科研上有很深的理解,才能输出高质量的科普。当然科研和科普都需要很多的精力去思考,需要其他的爱好放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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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柏林待了一周,是如何安排的呢?
李明翰:主办方行程安排得挺满,那一周我们参加了关于演讲的培训、和很多科研杂志的编辑聊天、100个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参加柏林墙的大会、参观柏林的科研单位和大学,以及参加主办方安排的晚宴等等,除此之外,空闲时间都是我们100个人集体活动,大家都很健谈,沟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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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柏林墙活动当天的情形吗?
李明翰:柏林墙的正式活动分成三个部分,在两天举行,第一天有两个会场,其一叫Falling Walls Lab,就是我参加的这个,100个年轻人依次用三分钟的时间介绍自己的想法,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想法,两分半演讲,半分钟提问;另一个叫Falling Walls Venture,是一些商业上的想法,他们每个人有10分钟的时间。
第二天是Falling Walls Conference,是大会,邀请12位知名的学者来做分享,中国有两位学者受邀做了演讲,有我们科大的潘建伟院士和港中文的卢煜明教授,说起来都是未来大奖的获得者。演讲内容包括:难民问题、气候问题、医疗卫生、睡眠健康、光学分辨、贫困问题、食物短缺、人工智能、药物缺乏、量子工程、海洋污染。活动现场还是非常正式隆重的,观众们也都特别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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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现场是不是很严肃?
李明翰:是很隆重不是严肃,说隆重是因为现场的灯光舞台都很简约大气,嘉宾和观众也都是正装出席,大家对待这样一场大会态度上是很认真的。但同时呢,也有的嘉宾比较诙谐,而且由于每位受邀嘉宾的演讲有时间限制,每人十五分钟,所以时间到了的时候会有一个专门的人上台捣乱,当然是很礼貌的方式,比如给嘉宾倒一杯红酒、送一朵玫瑰花,或者用跟演讲主题相呼应的方式赖在台上不走等等,很幽默,但也能体现主办方准备得很用心,所以不能说很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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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演讲内容吗?
李明翰:我当时介绍的是设备无关的量子随机数,就是说,现在人们使用的随机数大部分都是经典的随机数,但是经典的随机数是可预测的,比如我们扔一个骰子,在扔出去的那一刻,如果我知道这颗骰子的所有参数,质量啊、速度啊、各个转动方向上的角速度、地面的平整程度啊等等等等,理论上我是可以算出来它最后的结果是几的,用计算机编写的程序生成伪随机数也是一样的,如果知道了种子和算法,最后的结果都是可预测的,如果人类有了超强的计算能力(比如量子计算机),那么用现有的这种随机数做量子通信可能会不再安全。后来有人做了量子随机数生成器,因为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对量子态的测量结果是真的随机的,不可预测的随机。
但是一个产品做出来就是个小黑盒子,我们怎么相信它生成的随机数是量子随机数呢?不能只相信一张证书啊,所以我们结合了贝尔不等式,在随机数生成的过程中加入了贝尔检测,它可以检测出我收到的是量子态还是经典的态,因为量子随机数必须是从量子态中提取的,所以利用贝尔检测就可以判断我得到的是不是安全的量子随机数了。
这个想法的好处就是即使我这套系统是在黑客的控制下,我仍然能保证得到的随机数的安全性,因为不通过贝尔检测的话我可以终止随机数的生成,黑客什么也得不到,不过目前这套系统还处于在实验室运行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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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刚刚在说什么????
李明翰:你仔细理解一下就明白了(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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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其他参赛者印象如何?都有哪些人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明翰:大家都很外向,交际能力很强,所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肤色不同,信仰不同,但是真的能很好的融入到一起去,这个活动更像是班级的夏令营,我们建了个群,在既有日程之外也一起玩,这种感觉很好。
很多参赛者让我感触很深,有位来自肯尼亚的黑人朋友,他想要解决他们国家缺水的问题,他看着我的眼睛,非常认真并且沉重地说,在他的国家,水真的成问题,他想改变这件事。还有个白俄罗斯的朋友,是个极其开朗的性格,会突然怪叫的那种:-D。有一次我说很多人觉得白俄罗斯的人很能喝酒,他就变得很严肃,说他的家乡人们失业率很高,又很穷——虽然在我印象中白俄罗斯经济还不错——所以很多人选择喝酒去忘记这些麻烦事,然后沉默了好久,我当时有点懵,因为这和他性格反差好大,最后安慰他,“这就是我们来这的原因。”
说来有一点惭愧,在说这句话之前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我参加柏林墙这个活动主要是因为它很有趣,感觉自己会学到很多东西,改变世界这种责任感我想都没想过。但是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而我很难把改善国家这样的责任感带入到自己身上,可能是祖国比过去强大了很多,也可能我还比较平凡,但总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的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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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位参赛者的题目让你觉得非常有趣,哪一位没有得到名次让你感到很惋惜?
李明翰:有趣的想法的话,有个美国小哥他编个程序,靠AI去分辨人们短信内容的情绪,用不同的颜色来标记,来预警是否会作出自残或暴力的事情,挺有意思的。
没有人在意名次,谁也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因为大家更看重这次经历,我们也没把这当作一次比赛,毕竟这个比赛在整个日程安排中占的比重不大,主要都在交流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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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你说活动中接近半数参赛者都是来自生物领域,只有不到10人来自物理领域,作为其中来自物理领域的参赛者,你有什么感想?
李明翰:这是我大概的印象哈,具体多少我也没统计,不过不同学科的科普难度确实是不一样的,生物或者医疗更容易普及一些,物理在不和产品结合的情况下确实有点抽象,对物理科普来说,这提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我也在摸索当中,毕竟这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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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起这次活动social的氛围很浓,在这次活动中交到了很多朋友吗?
李明翰:是的,大家都很放得开,主办方也经常会提供大家交流的机会,给每个人发了活动专用的名片,上面都有自己的联系方式,方便互相熟识。很多大学的教授学者也都很友好,他们乐于和年轻人探讨问题,完全没有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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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西方的科普和东方的科普,或者西方的青年科学家和东方的有什么区别?关于科普,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李明翰:首先他们的表达能力很好,这不只是说语言能力或者口才,而是感染力,可能这和西方国家比较重视演讲这个能力有关,这是我们科普时宣讲者可以借鉴的地方。另外,他们好的科普团队很专业,除了科学素养外,还有化妆师、设计师、视频制作、音乐编辑等等等等,看得出愿意花大力气去做。有那种用拍广告的态度去拍科普视频的感觉。
国内对科普可能还没那么专业,更多的是文章、讲座、纪录片这种,可能也有好的团队但是我不知道哈,不过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反过来讲,拍科普视频肯定没有拍广告赚钱,而一个专业的团队成本也会很高,这个需要从观众、从市场反过来影响科普团队的,科普的氛围需要两个方向一起努力。
其实对于科普,东西方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柏林墙大会中专门有一个环节讨论科普工作,他们有一句话很好,一个有良好教育的人知道怎么和科学家讨论科学,一个有良好教育的科学家知道怎么和大众讨论科学。如何拉近科学家和大众的距离这是个全世界都在面临的问题,非科研工作者看到做科研的人,“哇,这是科学家,好厉害好厉害,听不懂但是好厉害”,或者“呀!学物理的,以后会不会没头发?”蓬头垢面白大褂的形象估计已经在脑海里了,这些都在无形中拉远了距离。
同时,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使用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在不违规的前提下,向社会科普科学进展应该是一种义务,让更多的人了解,科普得足够精彩也可以吸引聪明的大脑加入科研团队,这更是珍贵的资源。
小编后记:当墨子沙龙在国内首次发布关于柏林墙活动的报名通知时,阅读量只有2500,经过其他公众号的散发,大约达到了总共2w的阅读量。
我们相信,国内有很多像李明翰这样优秀的年轻人,有能力、有活力、有意愿去参与这样的国际交流盛会,倾听不同的声音,也去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有句谚语: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去见识其他优秀的人,怎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优秀呢。希望明年墨子沙龙再次发布柏林墙活动报名通知的时候,会有更多年轻人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