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8日，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邓宇晧同学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柏林墙（Falling Walls）活动。这是德国政府每年在柏林墙倒塌纪念日举办的全球性科技聚会。柏林墙活动针对不同的科研群体分为几大系列，Falling walls lab就是其中之一，它把100位来自80个国家、具有前瞻性视野的年轻科技工作者聚集到一起，让他们每人用三分钟时间展示在各自领域内取得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各个国家的优秀青年有机会进行直接的思维碰撞，或许能催生出真正改善人类生活、甚至改变世界的想法。墨子沙龙从2017年起就积极推广柏林墙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国际性的青年交流的平台。此次邓宇晧同学参加柏林墙活动归来，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撰文| 孙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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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简单介绍下你自己吗？

邓宇皓：我今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保研加入了潘建伟老师的研究团队，目前在科大上海研究院的光量子计算研究室从事科研，近期在做有关量子计算、量子物理基础检验的研究。很开心也很幸运能赢得这次去柏林的机会，汇报我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取得的小小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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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次去参加了“柏林墙”，前两天刚回到中国，不知道跟去年有没有不同，能再简单介绍一下活动流程吗？

邓宇皓：对我来说最大的不同是今年没有潘老师“坐镇”会场了，好羡慕去年参赛的师兄啊，哈哈。不过今年的嘉宾们同样是非常杰出的人物，我想这些历年不同的minds的汇聚，正是这个活动每年最大的区别。

流程依然是两天正式活动，其中第一天是Falling Walls Lab和Falling Walls Venture两个并行的活动。前者是我参加的，来自全球的100位演讲者每人拥有3分钟分享自己在科技与社会领域取得的突破；后者偏向商业性质。第二天是Falling Walls Conference，可以聆听来自世界各地的15位行业领军人物的各自15分钟的报告，他们分享了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神经科学、基因科学、区块链、能源科学、深空探索等等活跃的前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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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演讲是关于什么内容呢？

邓宇皓：我在柏林墙活动中分享的是我们实验室新近完成的一个量子物理实验成果。我们研究的是量子物理中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宇宙间的两个光子，不论它们来自哪里、如何产生，是否都能具有量子力学意义上的不可区分性，从而能够展现出量子干涉和量子纠缠？之前的类似工作都是局限在实验室中的人为制备或是搭建的量子光源，而我们发展出相关的技术，第一次使实验规模突破了实验室的限制，把确凿的量子效应带到了自然界中的热光源太阳发出的光子上，从而使直接回答这个根本问题成为可能。我们首次在实验中观察到了来自1.5亿公里外的太阳发出的经典的热光场，可以和我们的实验室的量子光源发出的单光子发生显著的量子干涉、建立量子纠缠并违背贝尔不等式，可以说是在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上迈出了一步。如果说它打破了什么wall的话，可以讲是天文学尺度上分隔开的独立光源间发出的光子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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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国家的选手或者他们的演讲主题让你印象深刻吗？

邓宇皓：这个活动中演讲者们分享了非常多令人眼前一亮的突破。比如美国的研究者带来了一种受航空行业安全体系启发的外科手术术前模拟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复杂手术中的人为错误率、手术时间和出血量；德国的研究者带来的基于物理清洁原理设计的环保衣物清洁机，杜绝了水资源的浪费；沙特的研究者带来了颇具潜力的新型柔性感知材料，可以作电子皮肤等用途……不过这次活动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它为许多不常在国际科技、社会舞台上活跃的中小体量发展中国家代表们提供了公平发声的机会，让我了解到了这些国家的科技进展，了解到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对科技的需求程度。比如来自缅甸的演讲者深情怀念了他们国家在上个世纪中叶曾一度富足、繁荣的历史，分享了自己创办的教育教学设备公司的理念和工作进展，希望借新一届政府教育改革的决心，改善国内落后的教育模式，帮助国家走出贫穷的现状；来自苏丹的小伙子通过钻研3D-打印、人工智能等技术，以低成本开发制造了一套传感义肢系统，期望以远低于市面上同类产品的售价，服务于广大由于人民收入过低而无法给残疾人装配义肢的欠发达国家；泰国的演讲者是一名来自该国政府数字经济与社会部的计算机科学家，他分享了他们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方向上的工作，力图为国家的产业升级计划“Thailand 4.0”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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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听起来很有趣，那你的演讲属于基础前沿科学研究，当时他们问你什么问题呢？

邓宇皓：哈哈，他们最先冒出来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研究你有什么想到的应用。其实对于基础科学研究而言，从历史发展看，它的应用面非常宽广，应用价值也是非常巨大的，但往往不是正在做研究的时候就能被发掘出来。有关这方面的例子与讨论非常多，我在此不详细展开了。就我分享的研究成果来说，我们不妨畅想一下，未来某一天量子信息技术发展成熟，人们必然面临构建长距离量子网络的需求，这时很可能会采用光子作为媒介，那么就需要远距离的两个独立光源发出的光子具有很好的不可分辨性，从而才能进行量子干涉、建立量子纠缠，我们的工作支持了这条路线的可行性。除此之外，我个人认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应用价值是能够给社会的知识结构、科学观念带来直接的推动作用，帮助广大的知识工作者和学习者群体找到内心的宁静，专注做事。细想这里面的经济价值，不逊于具体的应用，更不用说等到它真的找到具体应用的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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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大学成绩这么优秀，完全可以出国深造，是什么原因让你留在国内读博？

邓宇皓：谢谢！首先成绩优秀不等于必须选择出国深造，我想这是相当一部分人的惯性思维误区，据我所知在我之前也有不少成绩优秀的科大学长、学姐选择了在国内的团队读博。对我个人而言，也确实常常被人问到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一个说起来挺丰富的话题。因为我的兴趣是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科研，所以首先要看的是这个专业的科研平台实力。很庆幸我在本科抉择期间能有机会实地考察、对比了国内外的几所比较有名望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听取了不少前辈们的建议，最终认为科大在量子科技领域是其中的翘楚。当然这并不构成充分条件对不对？因为国外这个专业也有非常顶尖的科研平台，大家各有长短。我想让我最终做出决定的还是我大三暑假在美国参加UCLA CSST科研项目时的一段经历。当时项目运行官 Porf. Ren Sun有次和我们讨论一个在美国比较有争议性的问题，是关于美国一些大学要按族裔所占总人口比例限制华裔学生录取比例，引起了很多在美华人的强烈不满；他说他不评价这样好不好，但提供另一个角度让我们思考：从日后对社会的贡献与影响来看，大部分华裔学生做得似乎常常配不上他们曾经享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尤其是和犹太人学生进行比较时。那么这背后的社会原因其实很多，我个人也不好评价。然而我要说的是，那次讨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生动地直面接受过一流高等教育的人才回馈社会的责任感话题，所以我当时就决心未来加入一个能真正回报社会的科研团队。我回想起陆朝阳老师曾与我谈到中国量子信息技术正在世界舞台上和国际劲旅赛跑、接触过的潘队成员的勤奋实干、实验墙上甚至师兄QQ签名上都写着的 “The price of greatness is responsibility”，我一下清晰了未来的道路。这无疑是能够把自己的科研兴趣与回馈国家社会的理想完美融合在一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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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诺贝尔奖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有过一段交流，你们都聊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邓宇皓：哈哈，这确实是一个挺意外的事情。在我给完talk后的coffee break期间，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找到我，表示了对我讲的这个科研工作的兴趣并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我发现他居然是诺贝尔奖基金会主席，每年的诺奖颁奖典礼大会上的致辞也是请他作的。于是我们就开始聊起了一些科学奖项的话题，比如我请教了他怎么看待诺奖颁发的高龄化趋势、对开创性工作的表彰具有时间滞后性这些还令人不够满意的缺陷，诺奖如何迎接突破奖等近年新出现的科学奖励的冲击等等。当然也提到了我们大陆在physical science上还没有人获奖，他说他认为在不久后我们一定会有一批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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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这座城市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邓宇皓：历史氛围。这里的历史氛围不是指建筑物看起来具有年代感，而是整个城市中萦绕着一种对历史的尊重和反思的氛围。事实上柏林的旧建筑在二战中受到了严重损毁，今天城市主体都是后来修建的，但是象征着国家分裂历史的柏林墙遗址，冷战冲突的查理检查站，二战损毁的国会大厦，纳粹暴行的犹太人纪念碑等等历史元素非常多，城里也散落着数不胜数的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博物馆。我们平时都有一种印象就是二战后全世界人民都把在废墟上站起的德国树立为自我革新的典范，来了柏林看看发现果然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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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除了基础物理研究，中国有哪些专业也可以去参加柏林墙活动？

邓宇皓：近年来各项数据都表明我们国家有大部分学科的研究数量和质量已位列一流，所以我想如果非要找的话恐怕不是找有哪些专业可以去，而是得去找有什么还不能去的，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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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选手有没有向你提起对中国的看法？

邓宇皓：我们在活动期间交谈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人都来过中国，他们无不为中国目前的高速发展、日新月异流露出由衷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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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参加这种国际交流活动给你最大的感触（帮助）是什么？

邓宇皓：走出comfort zone。离开自己相对熟悉的领域，在陌生而多元的文化氛围里迎接不熟悉的挑战，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锻炼，很容易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与不全面进而改善。此外，真的坐下来、静下来，听听别的领域、别的文化的人的声音，和他们真诚交流，共同探讨，更是难得的机会。

所以十分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墨子沙龙在这个活动上的组织联络和付出的心血，使我们获得这样的机会成为可能！

柏林墙活动